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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战役:敢于决战敢于胜利的底气何在

更新时间:2021-02-15 14:27点击:

时光回溯,1948年底的中国面临着重大的历史转折。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历时142天,共歼敌154万余人,这场由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组织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展开的战略决战,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9年1月中旬,得知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淮海战役胜利,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赞叹地在台历上写下:“奇迹、真是奇迹。”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也曾撰文说,解放战争的进程与结局,远非通常的军事理论可以解释。不少国外军事史学者更是表示“很难理解其中奥秘”。那到底,是什么“推翻了正统军事公式的因素”呢?

还原 朱德总司令的预言成真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共和谈期间,有记者问朱德总司令:“对孙立人将军怎么看”。

当时,多数人认为国共和谈一旦破裂,共产党必败无疑,这个问题无疑带有明显的挑衅性,把孙立人抬出来也是有指向的,因为当时孙立人的新一军——国民党主力正在东北战场上抢占地盘,不可一世。

但朱德总司令淡然一笑回答说,在抗日战争中,“孙立人将军确实打得好,不过那是在缅甸,一个封闭的环境里,比较简单,又有美国人支持,但在国内复杂的环境中就不一定喽”。

“历史已经证明朱老总的预言。”国防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办公室副主任刘光明说,人民解放军打三大战役尤其是淮海战役、辽沈战役,是在极其艰难的条件和复杂环境下进行的。在关键时刻,人民解放军往往能够当机立断,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从而赢得胜利。反观国民党军在关键的时候总是犹豫不决,从而导致溃败,这说明,在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上,国民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我党我军不在一个水平上。可以说,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艰难困苦中练就的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是人民解放军打胜三大战役的关键因素,也是我党我军在总体尚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敢于与国民党军展开决战的底气之所在。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提出用5年的时间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当时,在全国五大战场中,只有东北战场上的军力和经济力超过了国民党军,因此,党中央决定,将战略决战首先选在东北战场。

“历史证明,我们党作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正确决策。正如毛泽东主席所预判的一样,我党我军拥有了东北这个强大的战略后方,全国的胜利就有了巩固的基础,这也为淮海、平津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辽沈战役纪念馆馆长刘晓光说。

就在辽沈战役胜利的几天后,在中原战场,淮海战役打响。

循着硝烟的指引,记者采访了94岁高龄的国防大学离休干部鞠开,他曾是跟随粟裕大将14年的机要秘书,全程参加了淮海战役。阳光打在鞠开老人的脸上,他的思绪穿越时空——“毛泽东主席曾将淮海战役比喻为‘一锅夹生饭’,夹生饭好吃吗?不好吃!这场战役很不好打。”鞠开说,当时中原野战军与华东野战军加起来不过60万人,而国民党军在徐州地区就有将近80万人。粟裕老首长曾说过,在战役上我们是劣势,是以少胜多,在战术上是以多胜少,我们在兵力装备上处于劣势,但硬是把这锅夹生饭一口一口吃下去了。

在淮海战役中,我党我军作出了两个非常关键的决定——首先歼灭黄百韬兵团争取战役主动权。再是截断徐蚌线,这是原来的作战方针中没有提出的,是刘伯承元帅根据军委作战意图及敌我态势变化,在战役发起的前三天致电中央,提出“首先截断徐蚌间铁路,造成会攻徐州之形势”的建议。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认为这个建议非常重要,立即采纳。实践证明,截断徐蚌线对整个战役的发展起了加速作用。“打淮海战役这样的大战役,我军事先并没有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作战方案是根据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边打、边调整、边完善的。”鞠开说,这样的能力,国民党军显然是不具备的。

1949年1月10日,春寒料峭,西柏坡却因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沸腾了,毛泽东主席高兴地说:“根据敌我态度和种种主客观因素,做出重大决策,这并非太难,难的是各战场的主要指挥员为贯彻既定的方略,须在千变万化的战场上始终保持冷静,处理得当。”

“你们打仗不按操典来。”新中国成立后,黄维在北京战犯管理处说的这句话,非常经典地反映了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将领的烦恼,也道出了国民党军与人民解放军在处理复杂问题上的差距。

追寻 将敢打必胜的基因融入血脉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之下,一片园林郁郁葱葱。苍劲挺拔的雪松,数十年如一日静静地守护着烈士的忠魂。

三大战役:敢于决战敢于胜利的底气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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